具茨山下，溱洧河畔。黄帝故里，郑韩故城。在人类文明初露曙光之际，中原大地的先民们，就开始用他们双手和智慧，书写起辉煌灿烂的河南历史。

行走河南，集零光片羽织就中原文化之锦缎。5月16日，由郑州报业集团旗下正观新闻·郑州晚报主办，一汽-大众、星联城、邮储银行郑州市分行、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特别支持的2023“行走河南”黄河文化探访之旅采访团队，从位于郑州CCD常西湖的星联城出发，来到此行第一站——新郑，走进郑国车马坑遗址、裴李岗遗址和欧阳修陵园纪念馆，重新梳理新郑作为“寻根之地”的文化渊源。

在郑国车马坑见证东周的时代变革

(资料图片)

九州腹地，天地之中；北偎黄河岸，西托具茨山。新郑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新郑这个名字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。

《诗经·郑风》有诗曰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溱与洧，浏其清矣。”早在公元前769年，郑桓公迁都于溱洧之水交汇处，定名新郑，自此这座城市的名字就再未变更过。

郑庄公以其雄才伟略，带领郑国迅速崛起，开启了群雄争霸的变革时代。从春秋时期的郑国到战国时期的韩国，新郑有500多年的国都史，被后人称为“郑韩故城”。

这段消逝在时光中的恢弘历史，让新郑在史书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“露天博物馆”的美称。而郑国车马坑遗址，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，也是最让人震撼的遗存之一。

“郑韩故城平面呈牛角状，俗称‘四十五里牛角城’。车马坑遗址在后端湾一带，三面环水，是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，因此有二十多位国君葬在地处。”据郑国车马坑博物馆马娇介绍，该区域有春秋墓3000余座，大中型车马坑23座，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座，长宽均超过20米的特大型墓4座。其贵族墓与车马坑数量之多、规模之大，是东周文化的奇迹。

在郑国车马坑博物馆内张贴的墓葬地图上，密密麻麻标记着大大小小的墓穴之所在。其中，郑公“中”字型大墓是目前全国发现的第一座春秋时期带墓道的大墓。该墓总长45米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南北墓道上大量的实用葬车，以及形式巨大的三棺两椁，显示了郑国国君的显赫地位。

据马娇介绍，春秋时期，战事频繁，车辆是名副其实的“第一商品”，车马的数量也是衡量诸侯国军事实力重要标准。

“如果把它的陪葬坑3号与2号车马坑内的葬车数量加在一起，其车辆总数可能超过百辆，这对于当时号称‘千乘之国’的郑国来说，也是豪华阵容。反映的是这位国君已经‘僭越’不服周礼的客观现象。”马娇如是说。

正因如此，郑国车马坑遗址映照着孔子口中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面貌，见证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时代变革。

由于保护困难，郑国车马坑已挖掘的部分，只占据了整片墓葬区的冰山一角。郑国车马坑博物馆原馆长李宏昌感慨说：“郑国车马坑的规模很大，它构成了我国截止目前春秋时期葬车最多、规模最大的地下车马军阵，比闻名中外的秦陵兵马俑军阵还要早四百多年。”他颇为遗憾地表示，最初发掘时，车马上留有红色的颜料，表现出郑国“尚红”的社会风尚，但出土后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

经历两千余年的岁月侵蚀，由木头制成的葬车已与泥土凝固在一起，形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木和土的结合体。唯有在一辆仪仗车下发现的象牙车踵，仍保留着曾经的模样，向世人诉说着2700多年前的新郑往事。

在裴李岗遗址寻找人类的逝去童年

作为新郑的标志性河流，溱水与洧水在《诗经·郑风》中颇有存在感，它们不止映照着先秦诸国的兴衰起灭，还在更遥远的过去，吸引着先民的驻足。

浩渺清澄的溱洧两河，汇流而成双洎河，在这片水域东北侧河湾的一片岗地上，有一个名为裴李岗的村庄。初夏时节，沿着乡间小路，探访团队驶过泛起层层绿波的麦田和挂满了青杏的果树，入目即是浓郁而纯粹的田园风光。

然而，就是这片岗地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，将人类文明的曙光推进到了8000年前，也让“裴李岗”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名字，响彻了大江南北。

提起裴李岗遗址，不少人都能围绕其发掘意义说上几句。诸如“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”“证明了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开始在中原定居”“展现了我国农耕文化的起源”云云，都是中肯的评价，也在事实上确定了它的考古学地位。

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、裴李岗遗址现场发掘负责人李永强看来，裴李岗遗址对公众的价值，不在于这些宏大的、被高度概括了的意义，而在于那些具体而微的事物——古裴李岗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？他们和现代人有什么联系？

“这里出土的壶、碗、锅、铲，以及用来过滤的器物，和我们现代人使用的区别并不大，起码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用途是什么。可以说，远古人创造出来的东西，让我们至今受益。”站在考古发掘现场，李永强介绍起裴李岗遗址的最新研究发现。

有趣的是，研究队曾在两件陪葬陶壶中，检测出了丰富的红曲霉菌丝和闭囊壳，以及具有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。他们据此推测，陶壶是用于酿酒和储酒的，甚至古裴李岗人种植粮食的初衷，很可能就是出于对酒的需求。

李永强还谈到，从前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一直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。但自2018年遗址发掘重新启动以来，考古出土了26000年前的鸵鸟蛋串珠、细石器和牙齿，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，裴李岗地区已有人类在此生产、生活。

“把蛋壳穿起来做成项链，可见当时的人已经有了爱美之心。我们还发现了疑似植物纤维染色的痕迹，这是一种艺术化的追求。”李永强认为，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或许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，因为“他们的生活方式、思考方式，以及对工具的设计思路，都和我们是差不多的”。

李永强将自己多年以来奔波于田野的考古工作，视为对“人类逝去童年”的寻找。在他的讲述中，先民向中原地区开拓进取的关键步伐被一一还原，这块孕育了古老生命与文明的土地也熠熠生辉。

在欧阳修陵园感念醉翁的文脉传承

俗话说，人杰地灵。新郑作为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、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，诞生了黄帝、子产、韩非、张良、白居易、高拱等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名人。但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生前与新郑的交集不多，死后却在这里留下了可称为“传说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他，就是自号“醉翁”的一代文宗欧阳修。

新郑市城西13公里处的欧阳寺村，是欧阳修的长眠之地。公元1075年，欧阳修被宋神宗赐葬此地，其后他的第三夫人薛氏和他的四个儿子、两个孙子陆续葬入，逐渐形成了欧阳修的家族墓群。又因欧阳修墓前建有敕建寺院，该村就以“欧阳寺”为名。

欧阳修陵园纪念馆讲解员刘彪向探访团队介绍说，祖籍庐陵（今江西吉州永丰），生于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，长于随州（今湖北随县）的欧阳修，之所以会葬在新郑，主要与宋代的一项丧葬制度有关。他表示，“三品以上的大臣要赐葬在京畿500里以内，而且北宋的皇陵在今天的河南巩义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，就已能够陪葬在皇陵左右为一种无上的荣耀。”

据《新郑县志》记载，古时的欧阳修陵园，碑碣林立，古柏参天，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，每当出现烟雾升腾的景象，不出三天，就会下起绵绵细雨，如烟似雨，景色非常壮观，故有“欧坟烟雨”之美称。

欧阳修曾有言“生而为英，死而为灵”。一代文宗欧阳修，不仅在当时有崇高的威望，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，而且对后世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学术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他所创作的《朋党论》《新五代史·伶官传序》《醉翁亭记》《秋声赋》等作品，寄寓了宽简有度的政治理想和寄情山水的人生感望，一直是广为传诵的佳作。

故而在数百年间，无数名人志士前来吊祭、拜谒欧阳修。可惜在近代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欧阳修陵园惨遭破坏，垣墙倒塌，碑碣流失，900株古柏尽毁，仅存一株。

1994年，在政府和有关人士资助下，新郑市重新修葺了欧阳修陵园纪念馆。大殿塑有欧阳修坐像，以供祭祀；中殿内矗立有明代的“宋太师欧阳文忠公之墓”石碑；东配殿则是苏轼手书的欧阳修著名代表作《醉翁亭记》碑刻展；祭殿后便是欧阳修墓，并排右侧是其继配夫人薛氏墓。

馆内还移植了数量众多的青松古柏与翠竹花草，树影婆娑，光影斑驳，那个写出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人，终于能够再次安眠于山水之间。

行走其中，草木掩映着琉璃碧瓦，恍然间，人的心灵似乎也能穿梭千年，与先贤隔空对话。

（正观新闻记者 张晓璐/文 徐宗福/图 采访团队：舒晗 樊无敌 陈君平 张俊 杨雅晴 郑治红）